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关键在于教育体制改革

本文载2010年9月1日《中华英才》，文/姜丹

“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如同千斤之锤叩响了这个时代教育的最强音，也给当代国人敲响警钟。这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面对现代教育仍没有培养有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尴尬局面，我们是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西方国家把这句中国古代谚语翻译得更为精妙：“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 (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身)”。反观当今我国的教育，教师充当的基本都是喂鱼的角色，填鸭式的教学，而不是培养孩子的钓鱼能力。学生只管吃却不想自己钓，也不会钓，这样自然不能成为出色的捕鱼能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直言，我们的人才很多，但是真正的大师级、顶尖人才很罕见。所以我们是该仔细思考究竟症结何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困境。于是人才培养体制问题就自然浮出水面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但是想想前些年“陈丹青请辞事件”，原因就是由于他连续4年都没办法招到研究生。这并不是说没有好苗子，而是不少艺术专业底子很好的学生，因为要考外语、政治两门课程，被挡在了艺术学院大门外。人才就这样被埋没了。于是愤而请辞的陈丹青感慨道：“对任何一位想成为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其实这种选拔制度也是在传统人才培养理念下应运而生的。所以更新教育观念势在必行。

“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深刻阐释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明确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这充分说明了创新人才对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性，国家开始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所以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了《教育规划纲要》的一个亮点。

就《教育规划纲要》中的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等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知名的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他认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关键在改革教育体制，创新人才的培养在于因材施教，还应有与之配套的人才评价制度，应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培养创新人才应鼓励呵护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早一点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需更新教育观念

记者：您觉得目前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熊丙奇：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与教育制度是互为因果，互相制约的。教育思想可以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教育制度也可改变教育思想。我国当今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与教育功利化，很多基本的教育常识已经不再，总体来说，我们的教育是竞技教育、功利教育，而不是针对人本身发展的教育。与之对应的教育口号，诸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高考改变命运”等等，都是教育竞技化、功利化的结果。所以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应更新教育观念。

记者：您觉得国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此次教育改革，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能否列举一些实例？

熊丙奇：现在我国社会很关注精英教育的培养。在美国，精英是如何定位的呢？是杰出的能力，社会责任心和平民情怀三者合一，而在我们这里，精英却是享有特殊社会地位、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人。这种精英培养，是反教育的。如果要借鉴国外经验，那么，就应推进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先教育每个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在此基础上方可谈及精英人才的培养问题。

记者：曾经有一个阶段，国家比较重视专才教育，后来在1998年进行新一轮高水平大学的创建，重拾通才教育。您认为我们现在对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培养专才还是通才？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熊丙奇：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也可称为是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我国教育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所有学校没有明确的定位，要么一窝蜂地进行专才教育，要么一窝蜂地推进通才教育，所谓“千校一面”。不同的大学应有不同的办学定位，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而言，我国985高校、211院校，应定位进行通识教育，而一般的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应实行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教育。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国各大学，包括985高校和211院校，在大学生就业率的压力下，都有成为职业培训所的倾向。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需回归教育常识

记者：人才的培养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导向，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与此前的一些文件重要的区别，是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您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好的建议？

熊丙奇：我国教育特别“好”创新这类字眼，现在中学也开出什么创新班，大学也在探索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其实，教育并不需要多少创新，教育只需回归常识，这一常识就是：因材施教。

我国的基础教育，现在并不重视学生的个性和兴趣的发展，甚至扼杀学生的个性与兴趣，因为个性与兴趣是与高考学科学习是相互冲突的，那些所谓的特长培养，也是服务于高考加分的。而真正的教育，是应鼓励、呵护学生的个性和兴趣。

以美国为例，从小学五年级起，就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而为了让每个学生可以按照职业生涯规划的设计去学习，美国中学就实行学分制，学生甚至可以到大学选修课程。与之对比，我国在高三毕业时能明确说出自己的兴趣的学生不到10%，在大学毕业时才开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如果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能出现创新人才，那是偶然，而非必然。

记者：您怎样看待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洞察力？您觉得它们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有怎样的意义？

熊丙奇：创新人才的特质是什么，是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些又是以批判性思维为基础的。但是我国教育并不重视、甚至刻意回避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所以，检验一所学校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否真有点创新的味道，方法很简单，就看他是不是允许学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温总理曾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他说，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办学自主权，就没有灵魂，大学要独立思考、自由表达。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需改革教育体制

记者：以前的教育改革更加重视办学体制，而此次教育改革，提出“人才培养体制”的问题，可以说这也是此次《教育规划纲要》的一个亮点 ，您如何解读它的深意？

熊丙奇：我国教育经过过去10年的发展，已经很大程度解决了教育规模问题，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人数达到2970万，毛入学率24.4%，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然而，我国教育的质量问题却日益突出。分析原因，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表现为教育行政化问题，在基础教育阶段，主要表现为应试教育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教育管理体制密切，因此，如果不改革教育体制，将很难提高我国的人才培养质量。

记者：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教育家以民国时期的教育对比今天的教育，认为民国混乱的局面依然能够培养出众多大师级人才，重要的原因是对教育的干扰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熊丙奇：在我国教育的发展中，一直谈到教育投入问题、教育外部经济环境对教育发展的制约——当然，这也是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却没有认真分析制约教育发展的制度性因素。

在民国时期，出现了西南联大这样的世界一流学府，涌现出众多大师级人才，关键在于那个时代的学校，采取的是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推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有人认为，我们的国情不适合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会在我们这里遭遇水土不服，可是现代大学制度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我国的实践，并没有什么水土不服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它的可行性路径是什么？

熊丙奇：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它把现代大学制度描述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这与国外大学推行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大相径庭的。可以预计，如果按照这样的界定推行现代大学制度，我国的大学管理制度，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推进真正意义的教育体制改革，重要的抓手之一：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学校行政向教授、学生放权，把教育权、学术权交给教授。如果不放权，所有的改革设想都将停留在纸面上。

应在我国高校推行学术管理，首先应该真正确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在学校学术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即学校的教育决策(包括教育资源配置、招生标准、课程设置、教学评价、人才培养模式)，学术决策(包括学术资源分配、教师评价考核晋升等)，不再由行政力量主导，而是由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决定，行政机构执行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的决定。而确定学术委员会独立职权的过程，也是学校重新界定学校、行政机构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关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这需要淡化大学的行政级别；改革校长的任命模式——— 校长由上级管理部门选拔、任命、考核、评价，转向由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再由上级任命，校长须对教授、学生负责，而不只是对上负责；改革由行政领导评价教师业绩的模式，教授可在学术委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需建立完备的评价制度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改革教育质量和人才评价制度，你能否介绍一下目前中国人才评价制度的情况？您觉得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价人才？目前中国需要建立怎样的人才评价体系？

熊丙奇：我国的人才评价制度，核心问题是行政评价，代替了专业同行评价和社会评价，因此在评价中体现是的行政思维、政绩思维。比探讨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人才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取消行政评价，真正推进学术同行评价和社会评价。

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考试改革，要“政府宏观管理，社会组织考试”，这就是考试社会化的思路；同时提到，在大学评价中，取消行政评价，推进专业评价，这也是十分积极的。当行政评价退出，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才可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人才评价标准自然会出现。

记者：钱伟长先生当初上清华时偏科严重但是也被清华破格录取了，您怎样看待破格录取？现在的高校尤其是重点院校还有可能实现破格录取吗？这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影响？

熊丙奇：我不认为这是破格录取，这是多元录取的结果——所谓多元录取，就是   人才时，采取的是多元的评价体系，任何优秀的学生因个性突出，都会在这一体系中得到适当的评价，从而被录取。破格录取思维的存在，恰恰表明我们实行的单一评价体系，符合这一体系的是人才，不符合这一体系的则是“偏才”。而健全的人才评价体系中，是没有什么“偏才”之说的。

在美国大学的录取体系中，对申请者的评价指标多达16项。一名SAT（学业水平测试）的满分获得者获得的评分，要低于一位体育特长生的评分，这就是美国“状元”为何不被大学青睐的原因。这种评价体系，造就了充满活力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

记者：对于此次的教育改革，您还有哪些期望？

熊丙奇：这次《教育规划纲要》虽存有诸多不足，但就一些关键改革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比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保障国家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我所期望的有两点，一是这些教育改革共识能真正落实，不能停留在文本描述，否则就会让公众对教育改革的希望变为失望，进而失去对中国教育的信心；二是在改革进程中，进一步增进共识，比如，在高考制度改革方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面、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方面、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方面，应随教育的发展调整目标，以推动我国教育的现代化，提高我国教育的质量。

在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是两大关键词。这次会议，意味着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教改进入实施、攻坚阶段，我们期待，这一轮的改革，能直面既得利益的阻力动真格，破除困惑我国教育发展的顽疾，通过改革，真正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也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