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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准备好成为文明大国了吗?

作者:郑德杨 | 来源:哈师大 郑德杨网站 ☆ 郑德杨 · 小逗丁 欢迎您 | 时间:2010-09-09 | 阅读权限:游客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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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著名学者

中国将往哪里去,首先要了解中国从哪里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希望回望晚清以后的中国历史以及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富强梦,总结个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历史看未来,中国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

中国的崛起,今天不是一个愿望,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但是关于中国今天的崛起,也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论的现象。

去年欧美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在中国出版了中译本,是马丁•雅克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认为到了2050 年,中国将主宰世界、统治世界,那个时候全世界代替美元的全球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将替代纽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汉语将像英语一样风靡全世界,孔子就像柏拉图一样,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他的经典。他说,过去英国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中国到了2050 年将成为文化霸主,中国将以文明统治全世界。

真的有这么好的美景吗?这几年的确让中国人似乎扬眉吐气。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09 年国庆60 周年大阅兵、2010 年上海世博会,好戏不断,真是一派盛世景象。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一方面“不差钱”,财大气粗,但似乎人心坏了,我们听到的盛世危言似乎也更多了。

中国真的崛起了吗?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马丁•雅克说中国将会以文明大国崛起,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

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改变了中国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要有精神动力,就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是近代人所特有的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精神。我这些年在欧洲、亚洲和北美不少国家访问,发现这种致富的欲望和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最早出现在西欧,但到这个世纪之交,竟然在华人社会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过去的中国人不是这样,作为孔子的后代,重义轻利的的儒教徒,中国人虽然不看轻物质和民生,也重视钱,但并不认为富裕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富裕只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工具。究竟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脱胎换骨了呢?

这个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19 世纪末进化论由严复引进了中国,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他有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特的伦理规则,但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却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人类社会也是这么进化的。有趣的是,严复的《天演论》翻译的是赫胥黎的书,介绍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套新的宇宙观,与过去儒家所讲的宇宙观区别在于,儒家讲的宇宙观,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是竞争。甲午海战之后,整个中国开始讲工商富国。晚清的知识分子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就是军事,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从晚清一直到今天,这个追求没有断过,从大清朝到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变,但即使在“文革”时代,有一个东西还是没有放弃,就是富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这就是竞争。

中国人一直将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权力和权利。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但中国在历史上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越高,谁的权力就越大,拥有的特权(特殊的权利)就越多。晚清以后的竞争,便成为争夺特权和强权,人人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在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却越是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过去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但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所谓核心竞争力。什么是核心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体力还可以理解,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为了一种竞争力!因此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像古典的大学和书院那样着重培养自由的人格,具有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千言万语,归结到最后就是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呵呵,这不是老板经常对我们讲的话吗?从晚清到今天,社会弥漫的是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竞争氛围,它整个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并进而要富强,国家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首先也是富强,拥有与西方同样的物质力、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另外一个就是文明。晚清之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为什么强盛,日本为什么日本可以打败中华帝国,除了富强之外之外,另外一个秘密就是文明。西方有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的现代文明,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么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这二者有何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竞争力,第二是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信政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不断在变革制度。制度的改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呢?这要看改革深入到什么层次。

假如改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行政能力,那么这种改革与文明无涉。用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公共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制度秘密。

而且,这种讲究效率、讲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

不管你姓资还是姓社,只要追求富强,要融入全球化,提高效率、拥有核心竞争力,都要往这个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从19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到文明问题,不涉及到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

与富强相比较,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 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之所以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意思是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但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造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衰落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而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一步,甚至按照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说法,文明虽然是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维新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第二次****战争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期头脑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扩张来得以实现的。所以近代西方有两张复杂的、交杂在一起的面孔。

面对西方的两面,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国为文明国,所则不文明不足以立国,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世界,则不野蛮不足以图生存。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去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也是这套逻辑。他们将美国看作是最主要的外敌,中国现在就不要讲韬光用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看起来他们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他们学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蛮这部分。近代西方的野蛮性还有文明另一面制约着,而他们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什么“持剑经商”,而不要他们的文明价值。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马丁•雅克所说中国统治了世界,或许,西方人到时会哈哈大笑:你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却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 世纪帝国主义精神所征服!

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假如缺乏文明的富强那是一种可怕的富强,是短命的富强,是没有灵魂的蛮力。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华民国也是一个短命的朝代。为什么短命?因为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文明解体,只认强权。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在晚清的时候就注意到中国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鼻祖,他还是修身与经世并重。曾国藩用人,不仅看才还要看德。但是到了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便德不济才,在道德上颇多劣评。而到第三代袁世凯更加不行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时辜鸿铭为张之洞做幕僚,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对此颇不以为然,说这是耶稣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杂交的怪物,最后重权势的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压倒重道德的耶稣。你张之洞还有德性,维持中体西用,等到袁世凯这代卑鄙之徒掌权,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李鸿章的庸俗。这些话还是大清王朝在的时候讲的。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力。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先生,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1910 年代的《东方》杂志上写了十几篇的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丛林世界,像动物一样,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 世纪末以来,从欧美流传到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再加上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最后都成为杀人主义。

将近一百年之后,当我们重读杜亚泉先生的话,依然触目惊心!

从民国初年开始,由于力的政治的主宰,物质主义大流行,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饭;食色,性也。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成为了流行至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它表现为GDP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而在日常生活层面,则是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

国家与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共谋关系。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享乐的人生,而且是一种价值观。人在这个世俗化时代,什么样的人才属于成功人士?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性、有没有知识,是不是精神高尚,而是看你拥有的外在象征: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什么牌子的车?住什么档次的房?这些都是你在社会上是否被尊重、被看得起得身份象征。你消费得越多,过的生活越是高碳,便越有身份。这套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恰为互补,其共同的立场都是唯物的、物欲的。从上到下,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思考伦理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富强之后,中国将展现什么样的文明?

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大国,一个曾经与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古伊斯兰世界同样辉煌的轴心文明,如今不要说文明,连文化都岌岌可危。

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

民国初年乱成这样,当然激发起知识分子的反思。先是杜亚泉,然后是章士钊、陈独秀、张东荪等,开始注意到民国之所以共和失败,问题不在政治,而是政治背后的文化。他们意识到光追求富强不行,还要重建文明。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在器物的觉悟、制度的觉悟之后,最后的觉悟应该是伦理的觉悟,解决整个民族的文明大方向。

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拿破仑大帝当初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这位年轻人就是胡适。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自己的名字都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改为了胡适之。他到了美国之后,恰巧欧洲打了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打把胡适打醒了,他发现迷信生存竞争的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胡适说,我们今天都引用拿破仑的话,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称为睡美人,中国之强,贡献给世界的不应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这就是中国的文明,进入21 世纪之后,作为世界大国所凭籍的力,主要不是军事力,而是经济力、金融力。今天“中国制造”这面旗帜插遍了全世界七大洲,包括南极洲,企鹅都可以看得到。中国以世界工厂征服了全世界。

但是经济力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让人家心服口服吗?即使到了2050 年,中国成为头号GDP 大国,你真的能够成为世界头号真正的强国吗?

还是仅仅是一种虚胖?20 世纪初的时候,德国曾经也想成为世界第一,做过一次强国梦,最后以发动战争而自取灭亡。日本在70 年代经济起飞时,也梦想“日本世界第一”。但是到了90 年代初,日本开始长期的经济衰退,到今天还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只有GDP、只有军事力、经济力和金融力,但是缺乏普世的文明,缺乏征服人心的文明价值。西方从17 世纪开始称霸全球,最初的葡萄牙、西班牙,,徒有海上贸易的实力,背后没有文明精神的支撑,最终只能昙花一现。

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在19、20 世纪分别称霸长达一个世纪,除了其军事和物质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有现代文明的凭籍。大国竞争的核心是文明的竞争,那么,崛起的中国可以拿什么文明贡献给世界?中国能够离开世界主流的文明价值另搞一套另类的现代性吗?毛泽东当年搞过“反现代的现代性”,现在谁还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承认普适文明价值,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适文明相结合,如何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转型工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由于长期以来过度追求富强,对此还缺乏必要的准备,不仅是实践的经验,更重要的还有理论的积累。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大概不仅考虑到实力的问题,而且还有文明准备的问题。广积粮,缓称霸,这个粮食,就是文明的反思和储备啊。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中国提前“被推上”世界舞台,中国准备好成为文明大国了吗?我们已经足够文明了吗?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的命运,也将决定未来世界的命运。 (摘自《民商》杂志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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